墨香四溢——读方彦寿《福建古代刻书论集》

《福建古代刻书论集》

方彦寿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春节期间，研读方彦寿先生所著《福建古代刻书论集》，近50万字。怀着一种充盈的喜悦，读得很缓慢很满足，一页页读完，仿佛听到纸页间簌簌落下建溪的竹露，一股浓烈的学术青春气息扑面而来。

一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方彦寿先生曾在生产“麻沙本”而闻名的地方插队多年，后长期在建阳生活工作，因好奇而产生兴趣，沉醉于建本、书院的研究。为撰写文章，他广泛搜集各类文献资料，包括正史、地方志、家(族)谱以及摩崖、碑刻等，对所涉及的刻书家、刻书事件、刻本等进行详细的考证和辨析。他梳理古籍，在史学框架全面审视建本文化;他以笔为媒，将思想与情感融入文字，笔酣墨饱处，仿佛把断裂的学脉重新绾结，让古老的建本在新时代熠熠生辉。

一部旧书，联系着历史沧桑，也蕴含着书生意气。曾听方彦寿先生讲叙搜书买书的故事：前些年听闻福州某处有研究需要的古籍，他周末从建阳赶过去，立读于书摊不忍离去。可旧书昂贵，囊中羞涩，中午在门外徘徊良久，实在无法割舍，咬着牙还是决定买下。方彦寿先生搜书买书很艰苦，但毫不吝啬分享。有一次就大手笔赠我10本书，还分享搜书学术资源给我。他秉持朱子“居敬持志”的治学之道，严肃专一地开展研究，无论如何都“不能将就”，无论如何都“割舍不下”，无论如何都“揉不进沙子”，以坚忍不拔的干劲和吃苦耐劳的心力进行深耕细作，在理论广度、议题深度以及诠释视野和方法取向等进行新的探索，30多年来笔耕不辍，终成鸿篇巨作。

二

《福建古代刻书论集》将方彦寿先生30多年来对福建古代刻书业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整理和总结，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研究体系。论集的四个部分 “闽刻通考”“地域分论”“个案研究”“专题探讨”，从不同层次和角度对福建古代刻书业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如从福建刻书的通考通论出发，像《发达的福建刻书业》《建阳古代刻书通考》等文章，对福建刻书业的整体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使读者能清晰了解福建刻书业从五代兴起，到两宋繁荣，再到元明和清初持续发展的历程。在地域分论中，既有对福州、泉州、莆田、汀州等州郡一级区域刻书概况的研究，又有对刻书中心建阳与其他区域关联性的探讨，将福建各地刻书业的特色与相互联系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个案研究层面，既关注像刘氏、熊氏这样的刻书家族，剖析其刻书的传承与发展，又聚焦于熊宗立、刘洪等具体刻书名家的事迹，从小处深入挖掘。同时，在专题探讨中，涉及宋明理学、医学、类书、小说、戏曲、诗词、版画、图书广告等多个领域，全方位地呈现了福建古代刻书业的丰富内涵。

笔者拜读此书，深刻的印象是作者既重视文献的本体研究，又重视刻书文化的理论建设。在对古籍刻本刊刻地点、刊刻年代的判别上，他将刻书家的生平事迹与刻本研究相结合，纠正了学界此前对某些古籍刻本刊印地点的误判。他通过对人物史料中重要时间节点的详加考证，为刻本刊刻的具体年代提供了时间坐标，同时强调不能以刻书者的籍贯作为判断刻本的依据，而应以具体的刊行地点作为评判标准。毫无疑问，发现和解决这些问题要有赖于宏观的整体通识，还要具备微观分析能力，更要有丰富的文献整理的实践经验。作者纵笔书写、条分缕析，犹如庖丁解牛、老吏断狱，令人称快。

三

笔者对地方文化与法治文化一直比较关注，散见于各报刊的研究或介绍性文章看过不少，但苦于找不到一本能够深入介绍福建古代文化、法治文化的书籍，读到方彦寿先生著作相关篇章，将建阳刻书业与闽学的兴起和发展进行融会贯通，追溯朱熹学派刻书与版权观念的形成，别开生面，展现其广阔的学术视野、敏锐的观察力，令人惊叹。

话说在杨时、游酢、罗从彦、李侗 、朱熹等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努力下，经由书院培育，逐步形成了闽学学派。朱熹之后，其后学黄榦、蔡元定、蔡沈、真德秀、陈淳等人薪火相传，将闽学发展成了当时极为重要的学派，使福建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当时全国文化中心。这种良好的文化氛围无疑与刻书业的繁盛有密切关系。由宋至清，理学著作一直是福建刻书的重点，传世刻本众多。诸如我国最早的哲学文选，是朱熹于建阳编刻的《近思录》;朱熹的《四书集注》曾多次在福建刻印;我国最早的学术思想史专著《伊洛渊源录》，也是朱熹在建阳编刻的。闽学著作的大量刊行与传播，促进了闽学的发展，形成浓厚的文化氛围，吸引许多当地文人参与刻书事业。宋代闽北的许多知名学者，如袁枢、宋慈、叶廷珪、魏庆之、黄善夫、祝穆等，都曾从事图书的编辑校勘工作，有的本人就是书坊主人。文人与书坊之间的密切联系，直接推动了建阳刻书事业的繁荣。

作者写道：当时建阳书肆众多，竞相翻刻畅销图书，甚至改头换面，更换名目，剽窃他人著述，侵权盗版现象时有发生。朱熹学派名气大，响从者多，刻本畅销，其著作接二连三被窃刊盗印，只能徒叹无奈。公元1238年，朱子门人祝穆在建阳麻沙所编《方舆胜览》《四六宝苑》遭书坊翻刻后，吸取朱熹当年教训，主动出击，借助官方力量发布榜文，禁止各地书坊翻刻，这是世界最早的版权文告，体现出法律意识。榜文在有关场所张挂，使其咸与周知，具有使版权和著作权意识广泛传播的意义。建阳书坊还大量刊刻《洗冤集录》《名公书判清明集》等法律实务书籍，推动法律知识向民间传播，客观上促进了对基层法治观念的渗透。朱熹的《晦庵集》记载建阳书商因盗印引发的诉讼案例，显示民间已形成以契约为依据的纠纷解决机制，这些也是可以进一步研究的重点所在。

《福建古代刻书论集》弥补了相关研究的不足，让我们可以从另一侧面了解福建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底蕴，也反映了文化传承的珍贵、文明延续的不易。它为我打开一扇窗，从中看到古人对书籍的热爱，对知识传播和普及的坚持，进而造就了这段书盈四壁、墨香满怀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敬重古时读书人，如我这些读书人，只是读过书而已。

(黄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