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是一种深刻的情感辨识——读黄勇英《无冬无夏》

应邀参加2025年邵武读书日活动，结识了一批邵武文友，收到多册赠书，黄勇英的散文集《无冬无夏》便是其中之一。这是一本装帧很素朴的小册子，主基调是白色，拿在手上不起眼，但翻开来读几页，我很快就意识到，这并非是一本普通的忆旧散文集，而是一个家庭的痛史，或者说是作者经受诸多磨难后的重生史。边读边回想作者在邵武和平书局与我对谈时展露的灿烂笑容，我在心中默默为她祝福。

《无冬无夏》收录了19篇文章，篇幅总共207页，其中排在头两篇的《向阳花——致敬我的父亲》《两根孤独的麦穗——致敬我的母亲》加起来有141页，占全书总篇幅的三分之二强，可见它们对这本书的构成有多么重要。通读全书，我的感觉是，作者主要就是为前面两篇文章才筹划出版这本书，换句话说，有了前面这两篇长文，后面的短章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就此而言，作者为本书题写的献词“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母亲”，是很恰切的。

在这两篇坚实动人的文章中，作者黄勇英进行着一项近乎炼金术的工作：将铅块般沉重的生活记忆转化为情感的金子。黄勇英笔下，回忆不再是简单的往事复述，而成为一种深刻的情感辨识，她以文字为工具，小心翼翼地挖掘着那些被时间掩埋却从未真正消失的情感地层。

黄勇英处理记忆的方式具有独特的温度与精确性。在描述父亲时，她选择了“向阳花”这一意象。父亲18岁应征入伍，复员后分配在收容遣送站工作，后调到市公安局拘留所上班……无论在哪儿工作，父亲都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人，无职无权，默默无闻，不显山不露水。“在家里，他的光芒被我的母亲遮住了；在单位，他的光芒被别人遮住了”。但在作者的记忆中，父亲却总是面朝太阳站立，仿佛一株高大的向日葵。“向阳花，如果你生长在黑暗下/向阳花，你会不会再继续开花/会不会害怕”。这不是简单的追问，而是一种记忆的重新编码，通过植物的生命形态捕捉父亲的精神本质。这种书写策略将具体的人物特征升华为普遍可感的象征，使读者不仅看到作者的父亲，也看到所有在艰难中依然保持尊严的生命姿态。黄勇英的记忆书写之所以动人，正因她拒绝廉价的感伤，而是通过坦诚的叙写和精确的意象选择，让情感自然涌现。

《两根孤独的麦穗》中对母亲的刻画则展现了另一种记忆的质地。黄勇英写道：“我和母亲是两根孤独的麦穗，我们渴望靠近，可是靠近又让我们扎伤彼此。于是，我们只能选择保持距离，遥遥相望。”这一意象同时包含了相依与孤独这对看似矛盾的状态，恰如其分地捕捉到了这对母女关系的微妙真相。她们有着巨大的文化差异，女儿是大学生，爱好文学，而“我的母亲只读了一年级，我的外公就对她说：孩子，我们交不起学费，你要辍学带弟弟。”母亲因此恨了外公一辈子，“要不是你外公耽误了我，我也不会吃这么多苦，也能读书上学，端铁饭碗，吃公家饭”。为了弥补自己的缺憾，母亲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大9岁的城里“公家人”，日常生活中怕周围城里人瞧不起，表现出偏执狂般要强、不服输，天天把女儿打扮得像一只漂亮的花蝴蝶。母亲这么做，不完全是出自对女儿的爱，而是为了向邻居炫耀。因为两个儿子都不争气，没有出息，母亲便把家里唯一的大学生女儿紧紧地攥在手上，强迫女儿大学毕业回家乡教书，以死相逼，硬生生拆散女儿的好姻缘，堂皇的理由是“嫁到外地，你的丈夫、公婆欺负你怎么办”，实际是要优秀的女儿围在她身边转，在旁人的羡慕中收获虚荣心的满足。由此铸成了女儿日后草率的婚姻，只有凑合，没有幸福可言，最终以离婚收场。在这里，作者不满足于单一维度的抒写，而是勇敢地直面记忆中的复杂性，这种诚实使她的文字获得了超越个人经历的普遍共鸣。当我们读到“我的母亲和我的奶奶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这些矛盾就像是屎壳郎推的那一粒小粪球一样，越推越大，最后，这粒粪球成为隔在她们之间的一堵墙，谁也无法跨越”时，听到的不仅是一个女儿对母亲的回忆，更是对时间流逝中人际关系复杂多变的沉思。

黄勇英的写作实践了一种情感的提纯。她将日常生活的平凡材料，比如父亲说服母亲把来投奔的一个远房表姐留下来住了大半年，比如母亲碰到一些乞讨的人上门总会施舍等，通过文字的转化，变成闪耀着普遍人性光芒的细节。这种转化不是美化的过程，而是深化的过程。在《向阳花》中，她写道：“我的母亲都是戴着助听器，她的听力时好时坏，有着很大的选择性。你说她坏话的时候，有时很小声，她也听得见；而你跟她说其他事情的时候，她就会问，你说什么？我听不清。”这样的细节展现了作者独特的观察能力：她不让记忆停留在表面，而是努力挖掘出那些被日常掩盖的真相。

记忆在黄勇英笔下呈现出明显的物质性。她不是抽象地谈论父母的爱，而是通过具体的物体与动作来具象化情感。这些细节描写重建了一个已经逝去的世界。这种写作方式使读者能够通过感官体验进入作者的记忆。黄勇英明白，情感从来不是飘浮在空中的抽象物，而是嵌入在具体物品与行动中的实体。

黄勇英的文字还具有明显的触觉特质。她不仅想让我们看到她的父母，更想让我们触摸到他们的存在。“父亲年轻时身体健壮，因为当过兵的缘故，他的身体底子很好。母亲常常说他身上有三把火，大冬天贴着父亲睡觉，就像靠着火炉一般，一点都不觉得冷，有时还热出汗来。我相信母亲的话，因为父亲把我抱在怀里的时候，我总是感到很温暖。”这些触觉记忆的唤起，使读者与文本建立了一种近乎身体层面的联系。在数字化时代，当越来越多的交流变得虚拟化，这种触觉记忆的书写变得尤为珍贵。

书中最让我震惊的是作者叙述亲人离去时的不动声色。她说“小脚”奶奶“由于眼睛不好使，在去厨房的时候跌了一跤，从此就躺在床上，直到去世”；她说改嫁的外婆“无法忍受疾病的折磨，在某一个跟往日一样平淡的白天，上吊死了”;她说婆婆“用塑料袋套住脑袋，把自己活活闷死了”；她说“混社会”的大弟弟“在一家公厕上厕所注射毒品时，突然就倒地死了”；她说她的独生子患了淋巴癌，无药可救，“中午大概十二点半，孩子停止了呼吸。他死不瞑目，我为他合上眼睛，然后给他擦身、换衣服”……作为孩子的母亲，她没有流眼泪，因为“我的眼泪早就流干了”。她接着写道：“成长和老去、生和死，都在不断进行中。我们看着时间缓缓流逝，带走一个又一个你亲近的人，最后，也会带走你！”

对于生与死的思考，使黄勇英的记忆书写最终指向存在的救赎。她的书写不是简单地保存过去，而是通过重新诠释过去，获得对生活的深刻理解。黄勇英通过书写父母的故事，实际上进行着一项自我救赎的工作，她在文字中与父母达成和解，也与自己达成和解。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位读者都能在她的文字中看到自己父母的影子，以及自己与记忆的关系。这正是我们倡导的记忆写作：既是绝对的私人，又是普遍的共享；既是对特定人物的致敬，又是对所有生命的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