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荣辱不足较 日暮天寒山路长——读田智忠点校《黄榦集》

谈及宋明理学，朱子是一座无法绕开的高峰。他集前代思想之大成，构建起宏大而精密的哲学体系，深刻影响了此后数百年的中国乃至东亚世界。任何思想体系的延续都离不开杰出的继承者。在朱子众多门人中，黄榦（号勉斋）地位独特，被称“朱门第一传人”。近期，由北京师范大学田智忠教授点校的《黄榦集》（上中下）出版，不仅是一次古籍整理的典范，更是一场跨越800年的精神对话，引导我们在当代重新审视这位曾被低估的思想家，借此看到古代思想文化框架中黄榦这盏“探照灯”，也能看到被其光柱所照亮的广袤思想天地。

一

黄榦是谁？朱子对他极为赏识，“妻之以女，授之以书，奏之以官”，他是朱子门人中从祀孔庙的三人之一。黄榦门人众多，在宋代已形成以他为中心的“勉斋学派”，其影响远及明清，甚至波及日韩等东亚儒学圈。福州建有勉斋书院以纪念他，可谓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他为何能够家喻户晓？这正如回答“黄榦是谁”一样，开启了在当代理解一位历史人物的多种可能。

目前有关黄榦的少许古籍资料，文字讹夺、简编错乱，其真伪辨别、校勘整理，尤当知其大要。田智忠教授行事低调，著述严谨，是一位真正令人尊敬的学者。他青春作赋，皓首穷经，以如履薄冰的敬畏与追根溯源的执着，使黄榦一些被遗忘的古籍资料重见天日，填补了黄榦研究的长期空白。《黄榦集》较之已有的勉斋整理文献，辑佚出了一些已经遗失的黄榦著作，并搜集到一些古朝鲜学者讨论、回应黄榦思想的文献，不仅为学界提供了可靠的一手文献，也展现了黄榦作为学者、官员、师者的多重身份，真实反映了南宋地方治理的细节，为理解儒家与政治的互动提供了鲜活个案，具有极为珍贵的学术价值。

本书汇集了黄榦现存的大部分著作，主体部分包括《文集》四十卷、《语录》二卷、《年谱》一卷和《附集》一卷，还广泛辑录散见于历代文献的诗歌、书信、题跋、婚书、祝文、奏文、讲义、经说、策问、公札、公状、行状、志铭、祭文、杂著、判语等多种类型的作品，并增加丰富的附录，收录了后人提及黄榦的一些重要材料和朝鲜王朝部分学者对其思想的学术性讨论等，极大拓展了研究视野，使得本书成为一部“集大成”之作。展卷之时，触摸到的不只是纸页上的墨迹，更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思想江河。

二

传统观点常将黄榦视为朱子思想的忠实传递者，强调其“守成”的一面。然而，《黄榦集》揭示出其更为复杂的面向。

黄榦早年前往五夫投奔朱子门下求学，“卧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以备朱子回来时随时召见，其诚心终于打动朱子。入朱门后，他勤奋刻苦，几近拼命，夜不宽衣，倦则坐椅假寐，醒则继续苦读，直至东方既白，展现出惊人的学术天赋与毅力，让朱子看到了可堪造就的大器。朱子常对人赞叹：“直卿志坚思苦，与之处甚有益。”“志坚思苦”四字，精准概括了黄榦的品格内核，也为他日后自号“勉斋”埋下伏笔。

黄榦初次问学朱子后，并未止步，又从建安远赴金华，向吕祖谦请益，随后返回福州家中。尽管山水相隔，黄榦与朱子的缘分并未中断，反而在频繁的书信往来中愈发深厚。现存《朱子文集》中，朱子与黄榦的通信多达百封。这些书信多通过官府递铺（步递、马递）或托付顺路的友人、商队传递，既有朱子对黄榦的挂念，“恨直卿不在此，无人与商量文字耳”，也有对其生活的关切，如建议他“病后不宜强读艰深的《春秋》，可改读《论语》《孟子》等同样受益”，还有彼此学术近况的通报、思想毫无保留的交流，以及《礼书》的编撰与技术的探讨等。朱子在编修《礼书》时，独将其中最艰深、最重要的《丧礼》和《祭礼》交由黄榦完成。朱子在书信中多次以“勉”字激励。在朱子的理学体系中，“勉”正是“克己复礼”的关键功夫。

黄榦还曾陪伴朱子北上南康、潭州，南下漳州，代朱子“看文字”，参考异同，折衷诸说，有时还代为讲习，接引后学。黄榦的学术生命也在实践中不断成长，不再仅仅是朱子思想的聆听者，更成为积极的参与者与合作者。朱子欣赏他“用意清苦”，相识未及十年，便将女儿嫁他为妻；又过十年，又为其谋取官职。黄榦通过持久不懈的实践修养，造诣日深。朱子病重之时，将自己撰写的礼书底稿、“深衣”赠予黄榦，并让孙子朱钜、朱钧随其求学。朱子去世前一日还致信黄榦，以勉学传道及修正礼书为嘱，深刻影响了黄榦此后的人生轨迹。

朱子逝世时，正值“伪学”之禁，黄榦最为关切朱子学派的命运。他一面整理朱子遗著，一面教授弟子，广泛联系朱子门人，致力于通过学术交流维系朱子学派的整体性。《黄榦集》收录了黄榦的大量书信，其中多为同门往来。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年）三月，黄榦为朱子心丧结束。次年冬，出任嘉兴府崇德县监石门酒库，开启了近二十年的仕途生涯。黄榦为政以积极推行社仓和筑城防御著称，以民为本，不畏强权，表现出卓越的治理才干。如在临川（今江西抚州）任职时，“临川地大民繁，素号难治”，黄榦面对堆积如山的诉状，“五鼓出理事，终日坐厅，夜继以烛，漏下二十刻始休”，从清晨四时工作至夜间十一时。《名公书判清明集》附录共收黄榦在各地任职时的判词37篇，此次也悉数收录于《黄榦集》。

同时，黄榦边做官边讲学，在浙江为官时，他将朱子学传于金华人何基，何基再传，遂使朱子学盛行于浙。在江西为官时，授弟子饶鲁，饶鲁广收门徒，开朱子学在江西之源流。在湖北汉阳为官时，于书院讲授理学，从者甚众。后元兵攻陷汉阳，俘理学家赵复北归，令其于太极书院讲学，朱子学由此在元代北方迅速传播。

黄榦辞官回到福州后，迎来他学术思想生命的高峰。在与同门弟子频繁聚会讲学之余还编订《丧礼》、《论语通释》，撰写《朱文公行状》，确立朱子的道统地位。黄榦用一生诠释了“勉斋”二字的重量——“勉”是朱子的嘱托，是自强不息的功夫；“斋”是治学的空间，是传承道统的基地。当时巴蜀、两湖的士人纷纷前来福州高峰书院求学，逐渐形成勉斋学派。

三

《黄榦集》指出，黄榦长期为官，影响其在学术上的投入，其文献内容多集中于政事公文，学术著作多在去世前几年匆忙完成。同时，黄榦对自身的学术定位是传述朱子之学，而非别出心裁，成一家之言，这也是朱子所有门人后学的共性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黄榦的思想完全没有个性或与朱子毫无差异，而是在诠释中注入新的问题意识。

比如，对《春秋》的解读，朱子强调“直书其事”，黄榦则指出其中蕴含“微言大义”；对“慎于言”的理解，朱子侧重“不敢尽言”的克制，黄榦则强调言语背后的修养意识。这些差异虽细微，却反映出黄榦不盲从、重体悟的学术态度。他不仅是朱子学说的守护者，更是其思想的反思者与发展者。

黄榦在理学体系内部也展现出调整与创新的勇气，尤其在“理气关系”这一核心议题上，他弱化了朱子“理在气先”的抽象思辨，转而强调“理气不相离”，体现出从形上建构向现实关怀的转向。黄榦还延展“道统”概念，将朱子偏重“心性传承”的谱系，延伸为“治心与治事并重”的实践体系，并将周敦颐、韩愈纳入道统脉络。这一调整，打破了对于“门户”“师说”的刻板想象，揭示出思想传承中内在的张力与活力。

1190年，黄榦曾与友人同游福州北郊，写下《寿山》一诗。诗中的“世间荣辱不足较，日暮天寒山路长”正是黄榦一生的最佳注脚。他于荣辱得失间坚守道统，在天寒路长中勉力前行，为后世点亮了一盏在传承中创新的明灯，具有深刻的方法论启示：思想史中的“正统”与“别出”并非二元对立，而常是同一脉络中的不同面向。朱子与黄榦的“同中之异”，恰恰是理学得以持续发展、不断回应时代问题的内在动力。

《黄榦集》的出版超越了单纯的文献整理意义，成为一次重新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传承智慧的重要契机：伟大的文化传统，从来都是在一代代人的创造性诠释中，获得永恒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