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夜里的温暖

“刑期比命长。”成为很多病犯不配合治疗的动因。“故意撞墙，把大小便留在病床上，觉得我们所有的好都是有所图谋……”工作中，张杰和同事们需得忍受病犯情绪上的刁难。

有一个肝炎病犯，因为长期服用止痛药，他的身体已经产生了耐药性。疼痛难忍的时候，他总要求张杰给他配强力止痛药。但按规定，强力止痛药的服用需得有时间间隔。有一次，照常配给普通止痛片后，病犯因为难以忍受的疼痛，愤怒地将药片扔到了张杰脸上。火气“蹭”地一下烧到了张杰的头顶。“还是忍住了。”张杰说，后来他搬了条凳子，坐他对面聊了半个多小时。“还是尽可能地给些情感支持吧。”

管教中队长陈煌华在日常帮教中，也看到了病犯心理上的痛苦。“不仅社会歧视，他们甚至不被亲人接纳。”很多时候，管教民警的关怀，几乎成为病犯在寒冷雪夜里唯一能擦亮的火柴。

2018年8月，在陈煌华和同事们的陪伴下，艾滋病病犯范某走完了年轻的一生。3个月前，他曾因病情危重，向医院提出保外申请。但在和亲属沟通中，范某得到了“不能带你回去”的答复。人生最后的愿望落空，范某的情绪跌到谷底。陈煌华担心他想不开，每天都要宽慰他“家人也有困难，我们会让她们多来看你。”临终前最后一个月，范某还告诉陈煌华，“我不给你们添麻烦。”

陈煌华说，传染科的病犯大多身体虚弱，很多帮教工作都只能以“床边谈话”形式进行，拍一拍肩膀，多聊一会儿，对这些人来说都是温暖。“其实他们更需要我们的关心。”

活下去，活得更好些

治病救心。让病犯得到更好的救助，不论对家庭还是社会而言，都重要且有意义。

传染科主任邓越峰说，几年前医院救治过一个三次被下达病危通知的艾滋病病犯。“血液感染、细菌性休克、真菌性休克……病人的免疫力几乎完全崩溃。”在业内其他专家已经给出“没有希望”的诊断后，能够一次从死亡线上爬回来，几乎是医学奇迹。后来病犯出狱，过年的时候还给医院民警打电话拜年。“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们，‘你们都这样对待我了，我也会让艾滋病到我为止。’”

几乎以忘我的状态为岗位奉献和牺牲，医院传染病区团队成立9年来，原传染科主任和管教中队长因过度劳累病倒在岗位上，英年早逝。但传染病区团队个个民警不畏牺牲，直面风险，坚守拯救身心的“初心”，勇往直前，无一人提出离开传染工作区。2017年数据显示，建新医院收治的艾滋病犯人病死率仅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6，防治成绩居全国前列。不论从专业救治还是改造职责来说，建新医院的成绩都值得关注。

很多病犯家庭贫困，长期处于社会底层。背负罪行之外还携带传染病病原体，社会歧视成为不可忽视的事实，如何避免疾病恶意传播也成为这个集体关切的话题。建新医院的存在，某种程度上是给这些病犯指了一条明路。“有些病犯病愈后回到原监狱，还会和要调来的病犯说，遇到我们就不会有事。他们的感谢很直接。”黄凡说。

让病人看到希望，控制社会不稳定因素，是黄凡所定义的岗位意义所在——“让他们活下去，活得更好一点。”

（本报记者 魏青 谢伟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