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点灯 向死而生
走进建新医院艾滋病病区系列报道之三
1、
福建法治报-海峡法治在线12月6日讯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按理说,单独以疾病命名的纪念日并不多,但艾滋病对于现代社会并不只是一个医学问题。
作为一种疾病,艾滋病的独特不仅在于它暂时是一种无法根治的疾病,毕竟在现有医疗水平下,不能根治的疾病绝非艾滋病一种。它的独特主要是因为它产生了对人类社会道德价值的挑战。
一般来说,恻隐之心会使人看到他人生病落难时,变得更加宽容。但在艾滋病面前,这种同情心仿佛打了折扣,社会出现了另一种更严重的疾病——“歧视”。
近一段时间以来,李飞(化名)的心情一天比一天烦躁,他盼了快一整年的保外就医申请迟迟没有下文。
2015年6月25日,李飞因艾滋病合并肝癌晚期住进了建新医院传染科的艾滋病病区。按他自己的话说,今年年初,如果不是建新医院多次及时的抢救,他早就没了。
同样在今年年初,李飞因为符合保外就医条件,所在的服刑监狱帮他办理好了相关手续,但这件事至今卡在半路,没有下文。
“四川老家的司法所刚开始同意接收我,后来一听我患有艾滋病,便说不行。”曾满怀希望有机会回家陪陪父母的李飞,如今因悬而未决的保外手续如坐针毡。
2009年,李飞因抢劫被龙岩警方抓获,后被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零六个月。如今,剩下近六年刑期,因肝癌晚期,他按规定获得了保外就医的资格,虽然建新医院也在极力帮忙协调,但这仅有的机会也极有可能会因为“歧视”而被彻底搁浅。
38岁的李飞满头白发。除了用药的缘故,最主要还是“活着回家陪陪父母,看看孩子”的唯一心愿,因保外就医没下文,极度焦虑所致。
李飞的遭遇绝非偶然。
病毒和痛苦,摧残着艾滋病人的身体免疫;冷漠与孤立,却将他们推向绝望的边缘。
歧视已成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最大障碍之一。
2、
电影《最爱》里,郭富城帮路人捡起掉在地上的烟,把对方吓得落荒而逃;而章子怡蹲在地上收拾行李,婆婆朝她的箱子一脚踢去。这是中国第一部以艾滋病感染者为主人公的电影。
电影的表达源自现实。
“艾滋病感染者最害怕什么?”
“身份暴露。”
“为什么?”
“怕被歧视。”
面对提问,建新医院里病犯们的答案如出一辙。
如果现在回归社会,让他们难以释怀的除了曾经是个罪犯外,还有另一个身份标签——艾滋病人。
社会的歧视不仅为难着艾滋病犯,也为难着建新医院的医生。
两年前,黄凡负责治疗的一名艾滋病犯因为吸毒导致并发症等,上排牙齿除了两颗门牙外全部掉光。
“咀嚼严重受到影响,病犯不能正常进食,最后影响的还是病情。但当时建新医院没有治疗这种牙病的设备。”一边是亟待解决的进食问题,一边是不具设备的治疗条件,无奈之下,黄凡只能硬着头皮,托私人关系找牙医朋友帮忙。
可当对方一听病犯是艾滋病感染者,二话不说,直接拒绝。理由很简单,太危险了。
“那最后怎么办?”
当时,黄凡心里只有一个想法,一定要解决这个病犯的咀嚼问题。
没设备就打报告采购。经过一年多的等待,设备终于买回来了,那位吃了一年多半流食的病犯终于迎来了正常咀嚼进食的治疗机会。
因为歧视,这些在监狱医院享受平等健康权的艾滋病犯出了医院大门,能得到的医疗资源和关怀,跟社会上的“艾滋人”一样,十分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