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消除歧视，首先应从医疗机构开始。”从医11年，一直面对艾滋病犯这个特殊群体的黄凡说出了很多艾滋病人及感染者的心声。

从建新医院的角度讲，社会的歧视无形中给他们造成了诸多困扰。比如人难招、人难留，导致医院的医护及管教人员一直紧张。

黄凡说了这么一组数据。

建新医院传染科现有6名医生，除了科室主任外，其中3名医生负责艾滋病及肝病，另外2名则负责结核病诊疗。

全省目前收治艾滋病的定点医院有6个，监狱占了4个，建新医院在处理艾滋病发病例数量基本上都是排在全省第二。

3名医生，处理的病例数排全省第二，而且还要担负肝病病犯的诊疗工作，面对艰巨的工作量，惟全力以赴，别无他法。

“最高峰的时候，收治过17名艾滋病犯。”11年来，黄凡似乎也习惯了这样子的工作状态。

对外科谢主任来说，他们科室所面临的问题又何尝不是如此。

十多年来，只要是艾滋病犯的手术，基本上都靠谢主任一人主刀。抛开技术和经验因素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人手不足。

医护人员不好找留不住，管教民警的数量也是捉襟见肘。

“目前艾滋病区只有2名专职负责管教的民警。如果碰到紧急突发情况，连帮忙穿防护服的人都没有。”艾滋病区管教民警陈长卫一脸无奈。

为避免受感染，医院给艾滋病区配备了专门的防护服，但防护服特别笨重，如果没人搭把手帮忙，要花10分钟才能穿戴完整。如果监区里真的发生暴力流血冲突，10分钟时间足以酿成严重后果。

而说起防护服，艾滋病区原政治指导员黄健提到的一个问题颇耐人寻味。

“如果在穿戴防护服过程中，监区里的冲突已酿成严重后果。那么是否要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为此，黄健之前还专门跟法律界专业人士探讨过该问题，最后半开玩笑地认定这应该是个“世界级”难题。

黄健所提到的这个“世界级”难题，无不真实反映了建新医院目前所面临的诸多难题。

4、

除了收治的群体特殊，工作人员每天都在和死神打交道，导致人难招、人难留之外，工资待遇没有因为医院性质特殊，而在政策上有所倾斜也是其中的原因。

说起工资待遇问题，黄健的一番话令人感慨。

“我们的工资待遇跟普通监狱是一样的，唯一可能不同的是我们值班民警每天都有30元钱的补贴。而这30元是每天参加值班的十六七个民警一起分的，平均下来，一个人不到两块钱。”

“就这么点钱，怎么分?”

“后来大家一合计，钱也不分了，交由专人保管，等积攒到一定数额，大家就一起出去聚下餐，打打牙祭。”看着记者惊讶的表情，黄健尴尬地笑笑。

“对工资待遇，你个人有没有什么想法?”

“工资待遇能提高点当然最好了，毕竟我们的职业还是比较特殊的。”对于黄健个人来说，他现在最需要的是，单位能给他们这群特殊岗位的管教民警每个人买一份保险。少了后顾之忧，至少心里会更踏实点。

职业暴露风险高，待遇又跟不上，一般人不会选择这个职业。就算招到人，只要一有更好的机会，一部分人可能还是会选择离开。

而像黄凡、黄健、康桃等人在医院不同岗位上坚持这么多年，靠的是什么?

答案很简单，是责任和担当。

对于建新医院里的艾滋病犯，他们要坚持下去最需要的应该是平等和尊重。

5、

艾滋病人或感染者大多敏感脆弱，能否享有被社会接纳、平等对待的权利，是他们极其看重的。

但就目前情况来看，这个已被严重“标签化”的群体想要得到真正平等的“权利”，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曾先后多次参与建新医院的艾滋病重病犯的诊治工作的叶寒辉，现任全国艾滋病防治小组成员，同时也是福州市传染病医院的副院长。

“从医生的角度来看，围绕疾病本身去帮助病犯的成效，建新医院是成功的。但艾滋病犯遇到的后续问题——回归社会后的不被歧视和再次就业，值得关注。”在叶寒辉眼里，能够积极接受治疗的艾滋病犯其实跟普通正常人并无太大区别，他们能达到预期正常寿命，如果回归社会，他们甚至可以生育出健康的后代。

在医疗费方面，按照国家现有政策，艾滋病犯如果回归社会，治疗所需的经济负担其实并不重，因为艾滋病重症已全部列入医保，轻症或感染者所服用的药物则全部是免费的。

可以说，治疗费用对他们来说不是主要的压力，但艾滋病犯回归社会后的就业问题怎么解决?

“就像原来公务员考试，乙肝携带者不录用，但现在都可以了。”叶寒辉建议，就业上，艾滋病的传染性和危险性可以说等同于乙肝，应该给予同等的就业资格。

在跟叶寒辉的交流过程中，记者意识到，防治艾滋病既是医学课题，更是社会课题。要实现完全摒弃对艾滋病的歧视，既需要帮助人们正确认识艾滋病，更离不开国家层面有力的制度保障。

飘动的红丝带，意味着共同的责任，从小事做起，从细节改变，以期最终填平歧视鸿沟。

采访手记: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只有全社会形成合力，切实改善艾滋病患的生存与医疗环境，才能真正照亮了夜空，让艾滋病患者前行的路不再孤单。

(本报采访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