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取丹心照汗青——追忆高名凯先生

1965年，新年伊始，与疾病缠斗多时后，高名凯先生离开了人世。如今，一甲子过去了。高名凯虽仅在世间度过短暂的五十四载春秋，却留下永恒的人生印迹。

高名凯，平潭土库村人，1911年出生。他于193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哲学系。1940年获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学位。1945年9月起任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52年起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语言学教研室主任。著述宏富。出版语言学专著18部(合著8部)、译著6部(合译3部);哲学译著1部;法国文学译著21部(合译1部);发表数百万字的学术论文。透过这些看似简单的数字，折射出他波澜起伏的风雨人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炯教授称业师高名凯为“一代名师”。“名师”也者，究其本，理当重在“治学”。高名凯先生之“治学”，有“真学问”。高名凯曾对学生说过，做学问就要专心致志，要做渊综广博的学者，不做舞文弄墨的“文人”。他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了七十多篇学术论文，关于语言学，内容涉及普通语言学、语言学史、现代汉语语法、语音学、文字改革以及古代汉语语法等各个方面。他的一些专著，至今仍是有用的参考书;一些学术观点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对今天以及未来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学界公认高名凯与王力、吕淑湘齐名，对中国20世纪语言学的研究起到了引领作用。北大校园里，陈寅恪为王国维作的墓志铭，有句脍炙人口的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现在，人们赞许高名凯先生，更多的是强调他的“独立研究”“学术风格”“精神风范”。从前贤到先生，到弟子，一脉相承，有迹可循，岂不是最可欣慰的吗?

倘论“名师”，还须看“为人”。高名凯先生之“为人”，有“真性情”。高名凯出书，人手一册送给学生。他不是临时起意，拿到样书前就想到学生，并预购了这些书。曾有学生尝试翻译一篇近三万字学术论文，高名凯整整花了一个星期为其校对译稿，字斟句酌，耐心校改，有不少地方还重新改译。耗时这么多，足够撰写一篇长论文。每学期开学不久，高名凯总要在家设宴招待学生，欣赏他的藏画。约学生去的时候，不说请吃饭，却说到家里看画。几个“嘴馋”的学生每到开学的日子总爱说：“老师又该叫我们去看画了。”高名凯喜欢收藏金石书画。他的积蓄据说大都花在这上面了。那时，青年教师结婚，他常拿出自己的藏画相赠致贺。收到画的自然非常感激，其他人也分享了愉悦。此类事不胜枚举。称高先生视生如子并不为过。

高名凯先生，治学求知无愧为人师表，处世做人亦堪称人杰。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正是时代转折的一处节点、一道关口，高名凯作出异乎寻常的抉择。

“一二·九”运动前夕，一份“宣言”《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在平津地区、在北国南疆的大学和报馆流传。“宣言”出自高名凯先生之手。这一年，他毕业于燕京大学哲学系，后进入燕京大学研究院。10月下旬，高名凯受“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委托，起草了“宣言”。当时高名凯担任学生自治会周刊部部长。他的同学、共和国杰出外交家黄华晚年忆旧，还无比感慨：“这么一个尖锐的宣言打破了黑暗沉闷的局面”“这么直率地讲出中国青年心里要讲的话，这么强有力地抨击国民党当局”“它是‘一二·九’运动爆发之前的一颗信号弹。”斗转星移，硝烟散尽，如今重温“宣言”，仍能感触它的血气、它的热度，真可谓巨笔如椽，力透纸背!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要么趋炎附势，苟且偷生，甘当亡国奴，要么“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共肩责任，奋起救存”。高名凯先生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两年后，“七七”事变骤起，平津沦陷。高名凯受燕京大学派遣，赴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语言学，师从法国著名汉学家马伯乐,可谓非常时期的非常学业。经过三年艰辛的留学生活，终获文科博士学位。这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入燕园，将其充作伤兵医院和马厩，将司徒雷登校长等6名外籍人士关进集中营。燕大师生被扫地出门。面临巨大变故，高名凯宁愿失业，也不接受敌伪的聘用。后来，应法国友人邀请，到中法汉学研究所工作。那时，他的长子刚出生不久，家累沉重。高名凯白天到研究所上班，整理甲骨文;下班后，除了继续汉语语法学术著述，还要挤出时间翻译巴尔扎克的作品，获取稿费维持家用。身陷危城，四年后《汉语语法论》竟成。该书自序描述了那样一幅情境：“六小时的疲惫工作之后”“对着一盏蓝色的菲力浦电灯，继续我的工作”“本书也就这样的居然能在竟天弥漫炮火的气味中完成了”!平实的文字，不动声色地叙述，却予人强烈的震撼。

抗战胜利，燕京复校。高名凯先生又一次作出了选择。他毅然拒绝福建省省长的位子，返回燕京大学任教，专心从事学术研究。一边是高官厚禄，常人难以抵挡的诱惑;另一边是学术，是孤寂，是一贫如洗。他选择了后者，甘之如饴。友人回忆，高名凯虽是大学教授，生活却“穷极潦倒”;正好有位认识的上海银行家赞助一笔钱来救济知识分子，“赶紧动员名凯搞点翻译”“他埋头苦写，居然成了中国最伟大的法文小说翻译家之一”!

六十多年前的冬日，高名凯先生到杭州讲学，专程前往岳庙凭吊，于书信中剖明心迹，“令人多一层怀念民族英雄的心情”。后来，高名凯被病魔折磨，仍强忍疼痛，在病床上吟诵文天祥的不朽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名师本色为赤子!高名凯先生的心灵深处，始终是千秋英烈，万古忠义。

(杨际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