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涵江区检察院：在“药与毒”迷雾中探寻真相

在“药与毒”迷雾中探寻真相

——莆田市涵江区检察院高质效办理一起贩毒案

面对复杂疑难挑战，检察干警如何精准亮剑？近日，记者走进莆田市涵江区检察院，了解检察官周雪萍、检察官助理黄成华如何办好沈某某贩卖毒品案。今年6月，该案入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福建省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10个惩治毒品犯罪案例。

周雪萍(右）、黄成华（左）审查案件电子证据。（黄枫 摄）

隐匿角落的“药害”链

麻精药品本身具有双重属性——医疗价值和成瘾滥用风险，其之所以能演变为毒品，核心原因在于非法流通与用途异化。根据刑法第357条及相关司法解释，国家列管的麻精药品本身即被法律拟制为毒品，其非法贩卖行为本质上就是毒品交易。

该案中，沈某某明知阿普唑仑为国家列管药品，但为牟取非法利益，仍非法从国外携带入境，并销售给他人供其非医疗目的而滥用。此时，其行为已发生质变，构成走私、贩卖毒品罪。

“涉麻精药品贩毒案件与传统贩卖毒品案件的区别在于：犯罪对象特殊、行为模式隐蔽、法律适用复杂以及危害后果叠加。涉案物品是合法生产的药品，外观、来源具有迷惑性。沈某某走私、贩卖的阿普唑仑片剂系其在泰国旅游期间由诊所开具，而后贩卖给他人作为毒品替代品或‘迷奸打底’之用，性质恶劣。同时，沈某某利用境外某社交软件发布广告，在将阿普唑仑片剂进行伪装后进行物流寄递，以此逃避海关、公安缉毒侦查。”周雪萍表示。

“办案中，需精准区分合法处方用药和非法贩卖。如对沈某某以失眠为由开具阿普唑仑片剂的行为，如何准确认定其明知是毒品且以贩卖为目的，证明标准极高。此外，走私、贩卖麻精药品行为不仅侵害了毒品管理制度，更破坏了药品管理秩序和医疗公信力，潜在滥用群体可能包含误入歧途的病患。这要求办案人员具备医药知识与法律素养的双重穿透力。”黄成华进一步解释道。

数据利剑抽丝剥茧

办案过程中，涵江区检察院创新证据审查模式——深挖沈某某与购买者微信聊天记录、其发布的广告信息、物流寄递信息等电子数据和医疗记录、资金流向等证据，构建“主观明知+贩卖目的”的闭合证据链，最终有力驳斥了沈某某关于“不知情”和“自用”的辩解。

同时，该院深化引导侦查：及时纠正对侦查方向偏差、定性不准等问题，确保精准打击。周雪萍、黄成华在审查案件过程中发现，沈某某入境前便在某社交软件发布广告，其广告内容直接标签“迷药”“打底药”等字眼，证实其主观明知阿普唑仑片剂系国家列管药品且可能被违法滥用，仍非法携带进境予以贩卖。同时，该院积极引导公安机关强化对沈某某失眠症病历、出入境信息等证据进行侦查核实，最终准确定性沈某某的行为系走私、贩卖毒品。

据周雪萍、黄成华介绍，该案办案难点集中体现在法律与事实的灰色地带。首先，新型犯罪形态应对难：如沈某某利用境外软件联系、分装寄递等规避侦查，大大增加了侦查取证难度。这些难点考验着证据体系的严密性和法律适用的精准度。其次，“明知”的认定难：沈某某起初辩解称仅知道是管制药而非毒品，或辩称销售对象为病友。对此，检察机关以其微信聊天记录、在某社交软件发布广告等证据打破了其相关辩解。最后，用途界定难：沈某某声称购药用于治疗失眠等目的。对此，检察机关引导公安机关调取其病历材料证实其无失眠病史，且其购药数量远超常规自用数量，综合全案证据认定其非法贩卖行为。

记者了解到，该案的典型性在于，其揭示了涉麻精药品贩毒案件的基本规律，对类案办理具有借鉴意义，推动麻精药品治理。同时，该案清晰阐释“麻精药品=毒品”的法律拟制规则及入罪边界，为同类案件办理提供了参考价值；完整呈现了利用医药外衣、境外软件实施走私、贩毒的全链条，提升司法机关对隐蔽化贩毒手法的识别与打击能力。此外，该案牵出医疗机构管理松懈、处方审核不严、物流寄递检视流于形式等问题，通过检察建议等方式为相关行业源头监管敲响警钟。

办案感悟

在“药”与“毒”的迷雾中探寻真相，极具挑战。办案过程中，我们深刻感受到如履薄冰的责任感、抽丝剥茧的挑战性、守护健康的使命感以及推动治理的紧迫感。麻精药品关乎病患健康和禁毒大局，定性量刑须万分谨慎，既要防止“一刀切”伤及真需求，更要严防毒品渗透、蔓延和滥用。目睹药品滥用对人身的摧残、对家庭的破坏，我们更深刻理解打击此类犯罪、守护生命健康权的重要性。我们要超越办案本身，积极延伸职能，推动多部门协同治理，从根源上压缩犯罪空间。唯有以精益求精的职业素养和历久弥新的司法初心，才能成就案件的高质效办理。

——周雪萍 黄成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