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厝深陷管理权之争，泉州鲤城法院法槌起落定纷争

古厝深陷管理权之争，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法槌起落定纷争——

从产权之争到文化共守

在泉州市区温陵路与湖心街交汇处，157岁的洪氏大宗祠门前，“平安如意福星照，富贵吉祥好运来”的崭新春联洋溢着喜庆氛围，迎接着前来寻根谒祖的海内外洪氏宗亲。眼前这番热闹祥和的景象来之不易。这座承载着厚重历史的泉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曾深陷长达多年的管理权纠纷。最终，在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的司法裁决下，得以回归全体宗亲的怀抱，重新成为连接两岸洪氏宗亲血脉亲情的重要纽带。日前，鲤城法院发布《文化遗产司法保护典型案例》，详细公布了该案的处理经过。

这座始建于1861年的洪氏大宗祠，由泉州洪氏族人共同发起。当时的泉州举人洪曜离负责倡建劝捐，特别邀请了在台湾为官的洪氏族人洪毓琛（时任台澎兵备道兼理学政）撰写了《劝捐建洪氏大宗祠序》，号召宗亲捐资。

倡议一经发出，闽南与台湾的洪氏宗亲积极响应，慷慨解囊。宗祠于1868年落成后，将《劝捐建洪氏大宗祠序》及捐资者的名字镌刻在石碑上，铭记这段两岸族人共建宗祠的佳话。

此后，洪曜离便住进宗祠，承担起管理之责。然而，岁月流转，曾经辉煌的宗祠逐步失去了祭祀功能。洪曜离的后代在此繁衍生息，并陆续办理了洪氏大宗祠的清代、民国的产权证明，一直管理使用至今。

历史的变迁带来了产权的复杂化，围绕宗祠的权属争议也由此产生。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洪曜离的后人叶某某、洪某杰、洪某泽就曾因析产纠纷诉至法院。当时法院两审均认定，该建筑本质上是“洪氏大宗”祠堂，建造费用源自包括台湾在内的多地洪氏族人捐助，洪曜离的后人无权将其作为祖遗房产分割，但可继续居住使用，并负有保护、维修之责。最终，析产请求被驳回。 

然而，纠纷并未就此终结。1994年和1996年，洪某杰等人为宗祠办理了房屋和土地所有权证，将权属登记在自己及“洪团老”等人名下。此后，宗祠长期由洪某杰等三房管理。

进入21世纪，海内外洪氏宗亲在聚会中重提先祖共建宗祠的历史。40多名洪氏宗亲自发成立“洪氏大宗祠修建委员会”，着手筹备修缮，随后又注册了社团法人“泉州洪氏大宗祠文物保护中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围绕宗祠管理权的矛盾日益尖锐，并在2010年前后引发纠纷。洪某杰一方认为宗祠已登记在先祖名下，属于私有财产；宗亲会则坚持宗祠为族人共有，应开放恢复祭祀并移交宗亲会管理。双方意见不一，调解未果。

为此，洪氏宗亲就宗祠土地登记提出异议，泉州市政府经研究，撤销了宗祠原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尽管如此，洪氏宗亲仍无法正常祭祖。

无奈之下，2021年5月，302名洪氏宗亲代表召开代表大会，一致表决同意起诉追回洪氏大宗祠。同年11月，洪某等16名宗亲代表作为原告正式向鲤城法院起诉，要求洪某杰、洪某泽、洪某东移交管理权。诉讼过程中，法院依法将洪曜离的其他5名后代（同为管理人）追加为被告。

泉州鲤城法院经深入审理后认为，洪氏大宗祠由闽台各地宗亲捐资共建，应属全体洪氏宗亲共有财产。8位被告将宗祠视为私人空间独占使用，侵害了全体宗亲权益。

2022年11月，法院判决洪某杰等8被告搬离宗祠，并将其交付给洪某等16名原告（代表闽南洪氏宗亲）管理使用。判决同时强调，16名原告须履行承诺，将宗祠建设成为寻根问祖、团结宗亲、闽台交流、服务社会的公益场所。洪某杰等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判决生效后，16名原告申请强制执行。鲤城法院执行局精心部署，联合鲤中派出所、社区，采取有力措施，于2024年6月将宗祠管理权顺利移交给宗亲代表。

案件圆满执结后，在法院的推动和引导下，宗祠移交泉州洪氏大宗祠文物保护中心管理。案后，法院还联合文物部门进行回访，就文物保护、宗祠用途等发出司法建议。

承办法官介绍：“本案准确认定了宗祠产权为全体宗亲共有，充分尊重宗亲自治意愿，指定宗亲代表作为管理人。通过司法判决助力宗祠恢复功能，有利于文物历史文化风貌的保存。”这份承载着司法智慧与人文关怀的判决，获评2024年福建法院十大典型案例。